接上篇
周定王二年（公元前606年）六月，距离‘甲鱼汤事件’不到三个月，郑灵公在继位不足一年的情况下，便遭遇了弑君身亡的命运。《春秋》经.传中简洁地记载了“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”，然而实际上，真正动手的却是公子宋。孔子采用“春秋笔法”概述历史，倾向于简练表达，而左丘明则直白得多。在《春秋》传记中，他对于这一事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，特别提到：“凡弑君者，称君，君无道也；称臣，臣之罪也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如果只提到国君的名字，而没有提及弑君者，那么这个国君无道应得其死；但如果明确指出弑君者，那么则是臣子的罪过。
因此，尽管郑灵公遭遇弑死的直接凶手是公子宋，但公子归生作为执政者，毫无疑问要为其未能制止公子宋的弑君之举承担相当大的责任。身为郑国的权臣，他不仅知情未制止，还在某种程度上被胁迫参与其中。孔子与左丘明都认为公子归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认定他是弑君的首要元凶，这一观点并不冤枉他。
郑灵公死后，郑国的权臣们（公子归生、公子宋等卿士大夫）开始筹划接替新君。起初，他们打算立郑穆公庶子、郑灵公异母弟公子去疾（子良）为国君，然而公子去疾坚决推辞。他谦逊地表示：“若立贤者，我自知德行不足；若立长者，我兄长公子坚年长，理应立他为国君。”
展开剩余73%于是，郑国的群臣便一致推举郑穆公庶长子、郑灵公与公子去疾之兄公子坚为新君，即郑襄公。公子去疾虽清醒地意识到国君这一职务极为艰难，但他选择推辞不是因为不愿为国君，而是因为郑国当时的局势令人堪忧。外有晋楚强敌，内有权臣滋事，无论谁接任，恐怕都得肩负沉重的压力，甚至性命难保，所以他决定远离这一泥潭。
郑襄公继位之后，局势未必如公子去疾所预料的那样复杂。能够顺利成为国君，郑襄公已经非常满足。然而为了避免如前任郑厉公、郑文公时期国君被子弟作乱的情况重演，郑襄公决定采取极端措施，将所有的兄弟们都驱逐出国，以彻底消除任何隐患。唯一例外的是公子去疾，毕竟他在国内拥有强大的影响力，且可以协助郑襄公治理国家。
然而，公子去疾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决策，他劝告郑襄公：“若先君穆公的儿子们能留下来辅佐国君治理郑国，我将心悦诚服；若真的要送走所有人，那就不要单单留下我一人。”最终，郑襄公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将兄弟们留在了国内，并安排他们担任朝廷大夫，参与政事。
至于弑君的公子宋，以及被认为在背后策划的公子归生，郑襄公并未立刻追究他们的责任。毕竟，他们曾帮助他登上了国君之位，立下过功劳，因此仍然让他们继续担任重要职务。然而，郑襄公有意识地将权力逐渐转交给自己的亲兄弟们，慢慢架空了公子归生和公子宋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公子归生虽然终于得以寿终正寝，但郑襄公在稳固了自己的政权后，终于展开了报复，追究公子宋的弑君罪行，将其全家诛杀。尽管如此，郑襄公并未直接掌控郑国的全部军事与政权，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是他的兄弟们——公子去疾（子良）、公子喜（子罕）、公子騑（子驷）、公子发（子国）、公子偃（子游）、公子舒（子印）、公子平（子丰）以及公子嘉（子孔）等人，他们迅速填补了郑国的权力中心位置，成为“七穆”家族的核心成员。
从郑灵公遇弑至郑襄公继位，再到郑声公去世，七穆家族几乎一直掌控着郑国的政权，历时长达150年。在郑声公去世后，其他家族如罕氏和驷氏趁机挤出了郑国的政治核心，再次把持了政权。
直到周安王四年（公元前398年），郑国发生了权力更迭，七穆家族的权力最终遭到挑战。郑繻公为了夺回权力，杀死了驷氏家族的相邦子阳，但仅两年后，子阳的余党发动政变，弑杀郑繻公，改立郑幽公的弟弟、公子乙为新任国君。这个变动标志着郑国即将走向灭亡的序幕。
二十一年后，周烈王元年（公元前375年），韩哀侯对郑国发起进攻，攻占新郑，郑康公死于乱军之中，郑国在经历了四百三十一年的辉煌后最终灭亡。
然而，在这之前，楚国的若敖氏宗族也未能安宁。由于晋国赵氏成功弑君改立，若敖氏宗主斗越椒感到极度的冲动与不安，认为自己在楚国同样能够掌控权力。于是，周定王二年（前605年）年初，斗越椒在楚庄王远征中原时发动了叛乱，试图一举撼动楚国的政权。他不仅屠杀了楚庄王的心腹重臣蒍贾，还对蒍氏家族进行了疯狂的抢劫，几乎将其族人完全灭绝。蒍贾唯一的儿子孙叔敖侥幸逃脱，成为日后的楚国贤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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